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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土耳其是如何消解宗教极端主义的

发布时间:[2014-06-01]

来源:中国民族报

当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极端组织制造的恐怖事件频频震惊世界的时候,全国95%以上的人口为穆斯林、穆斯林人口总数排名世界第五的土耳其却似乎很少吸引世界的眼球。如果再考虑到土耳其位于世界几大“火药桶”——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波斯湾和中东——交汇的地方,在冷战时期就是矛盾、冲突不断的地方,目前的状况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将来,作为主要国土在亚洲的国家,土耳其会成为欧盟的一员,这在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特殊案例,相信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也将是根本性的。

那么,土耳其是如何做到的呢?纵观土耳其200多年的近现代历史,最为突出的是两件事情:一是全面的世俗化改革,二为全方位的开放。

一提到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人——凯末尔。不错,凯末尔领导的世俗化改革对土耳其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凯末尔的国父称号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凯末尔远远不是土耳其世俗化改革的开山鼻祖。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面临着政治腐败,宫廷政变不断发生,行政管理机构瘫痪;在西方的竞争下,本地产业衰退,外债累累,财政破产,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仅保留了表面上的主权独立的困境。此种境况下,自1792年塞里姆三世发动军事改革开始,历经1809—1839年的马哈茂德二世改革、1839—1876年的“坦齐马特”改革、1876—1909年的哈米德二世改革,到1909—191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整整一个多世纪,土耳其从未停下“变革”的步伐。尽管改革没有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全面成功更无从谈起,而且,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现代工业制度,但并非徒劳无功。如果没有奥斯曼帝国100多年的改革实践,土耳其社会能否接受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都成问题,更遑论成功了。

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起步较早,而且一直不曾中断,因此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在改革中不断学习、调整,奥斯曼帝国的百年改革、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战后的民主化和伊斯兰价值的回归,都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中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过程。但是无论选择怎样的具体路径,改革始终坚持世俗化的方向,这就消解了宗教极端主义兴风作浪的社会根基,而且总体呈渐进性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民众宗教情感的强烈刺激。

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土耳其也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现代化,早期的许多改革甚至是在外国的直接压力下实行的,比如其改革的起点是军事,其实就是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力图实现船坚炮利。这与中国的洋务运动非常类似,不过因地缘因素,时间上稍早一些。因此,土耳其在仿效西方现代化的同时,还需要反对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这样,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土耳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需要化解现代化与西化、现代化与传统、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矛盾。对此,很多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民众,往往选择宗教复兴的方式进行排解,期间,宗教极端主义的异军突起令很多国家颇伤脑筋。土耳其也不例外,但土耳其有自身的独特之处:坚持开放。

土耳其在改革的同时一贯坚持开放,可谓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这一方面使自己避免了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另一方面则使民众尤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眼界非常开阔,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使得改革的民众基础比较坚实。因而虽然有时也会面临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但终能避免其恶性发展,20世纪60—90年代的几次军人干政,就是典型的例子。

土耳其不仅对现代化的西方开放,也对相对保守的伊斯兰国家敞开胸怀。

对西方的开放主要体现在坚持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主要国土在亚洲、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集权的帝国体制根深蒂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差别明显的国家,土耳其自1959年7月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2005年12月17日欧盟决定开启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历时46年,几十年的历程是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开放的最好证明。可以说,在加入欧盟这一目标的激励下,土耳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取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极端主义的市场随之大大减少,而极端主义影响的缩小,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土耳其的入盟历程可谓历经坎坷,但从未气馁。因为土耳其相信欧盟不仅宣称自己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宗教兼收并蓄的大家庭,而且确实在努力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和宗教的多元社会,况且从实际利益看,土耳其跨入欧盟一方面可以起到沟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文明的桥梁作用,也有利于欧盟“新地中海战略”的实施。土耳其更相信,入盟对自己好处多多。因此,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虽然有着经济、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欧盟最终也会接纳土耳其。相信到了那一天,在土耳其,宗教极端主义的市场会更小。

对霍梅尼革命后伊朗的接纳,是土耳其对极端的伊斯兰国家开放的典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非常吃惊。一是土耳其迅速承认了伊朗新政权。二是拒绝制裁伊朗。

同时,对伊朗的挑战保持克制。比如伊朗媒体“德黑兰”之声经常抨击凯末尔以及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的国家理念,霍梅尼本人和一些外交官也经常发表讲话,称土耳其政府是非法的。土耳其国内的极端伊斯兰组织则纷纷跃跃欲试,企图推翻现政权,以伊朗为样板,建立一个伊斯兰化的土耳其国家。虽然土耳其媒体声称土耳其国内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政府的回应只是将一些激进分子逮捕。面对国内原教旨主义升温的势头以及伊朗的口诛笔伐,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对国内的激进组织与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打击,而另一方面却对来自伊朗的伊斯兰宣传攻势不多作回应。

其实,土耳其政府的态度是对宗教极端主义更高形式的抵制,因为其开放、包容的心态一方面缓和了国内民众深受伊朗革命刺激的宗教情绪,另一方面则展示了广阔的气度,而这是各种极端主义的致命伤。

可以说,土耳其政治精英坚持对外开放的底气来自对国民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是以长期的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国民素质为基础的。土耳其的精英们相信,土耳其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凯末尔主义传统能抵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对此,伊朗革命之后不久,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对媒体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说:“一个世俗国家的概念已经在土耳其建立起来了……我不会给反对世俗化的运动一丁点的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逐渐充溢每一个角落的土耳其,宗教极端主义终会无处藏身。

(作者单位: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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